阮元的经世实学思想刍议

善本古籍 2020-10-18 01:20 91

宋明学术空疏,清人崇尚实学。一般以为,顾炎武首开清代实学之端,他振臂一呼,“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、当世之务者,一切不为”(《亭林文集·与人书三》),对后来学人影响甚大。阮元则以为毛奇龄“首出于东林、蕺山空文讲学之余,以经学自任,大声疾呼,而一时之实学顿起”(《揅经室集·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》),因而推毛奇龄为清代实学的开山。

实际上,阮元的实学思想,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:一是质实、实事之学(即“学”的层面),一是实践、实行之学(即“行”的层面)。当然,这两方面表面相对独立,实则相互联系,相辅而行。而阮元所称毛奇龄的“实学”,不是指的“经世之学”(“行”的层面),而是指相对于宋明学术空疏的质实、实事之学(“学”的层面),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阮元“实学”含义的第一个层面。乾嘉诸儒得此一端,推于极致,遂衍为清代朴学(或考据学)大盛之局面。

顾炎武的学术特点是将“经世”与“学术”紧密结合。阮元曾就时人称颂顾炎武经世之学作过这样的评价:“世之推亭林者,以为经济胜于经史……然则徒以经济赞颂者,非笃论也。夫经世之务,必由于学……其《与友人论学书》云:‘……士而不先言耻,则为无本之人;非好古多闻,则为空虚之学。’以此观之,先生之经济,皆学术为之。”(刘师培《刘申叔遗书·跋阮芸台京师慈善寺西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记》)可见,“行”必以“学”为基础,没有“学”的“行”不实,没有“行”的“学”必空。阮元可谓实得顾炎武治学之宗旨,他在经学研究中,既致力于“质实”“实事”之学,又努力倡导将其付诸实践、实行。

阮元治学“求实”“求是”的精神,或承继于戴震者为多。他说“余之说经,推明古训,实事求是而已,非敢立异也”(《揅经室集·自序》),更多的是反映出皖派的治学特点。但阮元的致用之学,则可能承继于顾炎武者为多。顾炎武治学主张“明道”“救世”。阮元曾称赞顾炎武“精力过人,志趣远大”,其《肇域志》“密行细书,无一笔率略”,凡是谨守科条、章句而不讲经世之学者,“皆未足与此也”(《揅经室集·顾亭林先生肇域志序》)。可见,他是受到顾炎武学风影响的。

阮元虽生于朴学大盛之世,深得乾嘉诸儒为学“务实”之旨,但他早在35岁时就看出“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,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”的“流派之偏”,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努力倡导“求实”与“致用”相结合的宗旨。

阮元认为,经学自汉以后,由于受到释、道二氏的影响,已经走向了虚玄之境,晋、宋、明儒多空言说经,缺乏文献依据。他力倡以“实”说经、以“事”说经,恢复先秦原儒经典古义。如他在考释“性”字古义之后说:“余讲学,不敢似学案立宗旨,惟知言‘性’则溯始《召诰》之‘节性’,迄于《孟子》之‘性善’,不立空谈、不生异说而已。‘性’字之造于周、召之前,从‘心’则包仁、义、礼、智等在内,从‘生’则包味、臭、声、色等在内。是故周、召之时,解‘性’字者朴实不乱,何也?字如此实造,事亦如此实讲。”(《揅经室集·节性斋主人小像跋》)又如,他在《释心》篇中说:“汉刘熙《释名》曰:‘心,纤也。言纤微无物不贯也。’此训最合本义。盖纤细而锐者皆可名曰心,但言心,而其纤锐、纤细之意见矣。”接着,他列举大量文献材料,论证“心”为“纤细而锐之物”义,把虚玄的“心”亦还以“物”、还以“实”。此外,阮元还通过释“仁”、释“一贯”、释“格物”等,充分阐述他的“实学”观。正如他在《孟子论仁论》中所说,“实”就是“实事”,古圣贤讲论学术,没有空言,字字实在,孔子所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中的“贯”字,就是“行之于实事”之意,这里的“实”字最为显重,但历代儒者往往忽略了它(见《揅经室集·孟子论仁论》)。

阮元一生讲求实学,后世学者称他说经“质实明白,足以砭老、佛之失,拯陆、王之弊,信乎其为古训也”(王棻《柔桥文钞·读阮文达性命古训》)。道光六年(1826年),他由两广总督调任云贵总督,在答刘彬华、李黼平诸书院山长暨学海堂学博生徒送别诗中有句云:“讲学是非宜实事,读书愚智在虚心。”并郑重告诫其子阮福说,这两句是实学、空学的关键,最为紧要,不讲求实学的人,胸中总是填满先入之见,而不虚心求其是非,这是非常愚蠢的(见张鉴、黄爱平《阮元年谱》道光六年条)。因而,他在经学研究中,以训诂的方式还经典以原儒本义,努力以“事”释经、以“实”说经,一方面具有批判晋、唐以来儒者空言说经、倡导“实事求是”学风的学术意义,另一方面还具有将古圣贤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实践意义,将“求实”与“致用”有机结合起来。

阮元一生自30岁任山东学政起,除在嘉庆十三年(1808年)因刘凤诰科场舞弊案而被短暂革职外,均一直官居高位。作为清廷要员、封疆大吏,他时时刻刻都关注学术与治道的关系。在日常的经学研究中,他努力将经典中蕴含的古圣贤精言要义挖掘出来,推于世用。他的“稽古”之学,就是为其政事服务的,故其言曰:“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。”(《揅经室集·汉读考周礼六卷序》)又说:“学与仕合,济于世用。”(《揅经室集·循吏汪辉祖传》)

基于此,阮元的经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。如他的《性命古训》对“性命”的论述,目的在于倡导“礼治”,并且极力强调礼学的践履意义。再如,他在《释顺》一文中说,《孝经》推孝悌以治天下,就在一“顺”字。先王以至德要道顺天下,所以人民和睦,上下无怨。在《春秋》三传及《国语》中,论及“顺”字之处甚多,均体现的是孔子《孝经》之义。圣人治理天下,并无特别法术,就是顺天下人情而行之。所以,“‘顺’字为圣经最要之字,曷可不标而论之也”(《揅经室集·释顺》)。他还认为,像“孝”一类的“悌”“忠”“信”等,“皆圣贤极中极庸极实之道,亦即天下古今极大极难之道”(《揅经室集·论语一贯说》),充分肯定“孝”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。他说:“不孝则不仁,不仁则犯上作乱,无父无君,天下乱,兆民危矣。”(《揅经室集·孝经解》)而“孝”的根本在“忠恕”,“忠恕”又是自天子至于庶人的“实行”“实政”。“孝”的实行具体体现在“养亲”,“孝子之实,养亲是也”(《揅经室集·孟子论仁论》)。这就把经书中的“孝道”落实到日常生活的“养亲”上,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之。

阮元上述以阐发经学若干重要命题之旨趣为依归的文章,多写成于道光之世。这一时期,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,他的内心蕴藏了较同时代大多数士人更为沉重、切实的忧时济世之感,诸如“一江花月换边愁,顿觉苍茫满客舟”(《揅经室集·春夜江上闻角联句》)、“武林逢岁暮,风雨正凄然”(《揅经室集·武林岁暮》)、“所以海上寇,吾忧在瓯甬”(《揅经室集·守冻》)等充满忧患与济世情怀的诗句在《揅经室诗集》中时时可见。因而,阮元力图以学术为经世之务,同时这种学术之道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承担历史、社会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意识。

龚自珍评阮元学术:“道之本末,毕赅乎经籍;言之然否,但视其躬行。”(张鉴、黄爱平《阮元年谱·阮尚书年谱第一序》)故阮元不仅在经、史、文诸多学术方面成就辉煌,而且在察吏、抚民、武师、治赋、治漕等事功方面成绩显赫。他曾作诗说“古人之砚古之式,用以揅经发守墨。凡事求是必以实,如石坚重效于国”(《揅经室集·宋砚铭》),可见其拳拳“经世”之心。(林久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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