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版“妈和媳妇掉到水里先救谁”“君父先后”不同时期不同答案

步乐阁 2020-10-17 07:31 188

魏晋时期,知识分子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叫做“君父先后”,也就是当皇帝和老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,身为个体的人应该站在那边?是尊重皇权,还是维护自己的家族。

这是个问题类似今天人常说的“老妈和媳妇掉到水里,先救谁?”有浓厚的伦理色彩。同样的问题在之前的先秦、秦汉,以及之后隋唐宋明时期有不同的答案。

先秦时期周王朝采用分封制,对王国进行多级管理。周王不能一杆子打到底,控制到具体的人,只能管理诸侯国的国君,那些公侯伯子男。同样的,诸侯也不管理具体的民,只向士大夫发号施令……以此类推,一级对一级。

在这样一种家·天下的政治格局里,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,在君权之上。所以问那个时候的人君、父孰先孰后,忠和孝谁更重要?那个人如果不是儒生,多数都会回答先孝后忠。也就是当家族的利益跟君主发生冲突时,站在家族一边。

所以在春秋末期、战国初期,各诸侯国纷乱不断,接连发生家族叛乱弑君,甚至推翻君主割据成新诸侯的现象——比如三家分晋,田氏代齐。

秦国统一六国以后,用酷法将百姓拉入巩固皇权的队列,虽一度将君重父轻的理论强加于人,但是与其他残酷的法律一样,这一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。

西汉建国以后,以文帝、景帝为代表的几代开国君主崇尚黄老之术,追求无为而治,给百姓自由的发展空间,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发展。

在这过程中,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大地主——豪强。这些家族虽然不像先秦时期的诸侯、士大夫那样手握权柄,却因拥有土地,拥有大量财富和人力,因而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。为了家族长盛不衰,家·天下的理念又得到了复苏。

所以在西汉初年,君父之争中父的分量仍然大于君。

这一情况直到儒家思想深入人心,汉武帝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才彻底扭转。

汉武帝在位时,董仲舒对孔子提出的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进行了重新解读。孔子的原话是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。”也就是身为君王,就要有个君王的样子,担负起拥有的责任,起表率作用。身为臣子,就要有个做臣子的样子;作为父亲,就应该有做父亲的样子……

董仲舒将这句话曲解成了“三纲”,即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,一改先家后国的传统,将君推到了道德的制高点。

这一理念随着儒家思想成为“国教”,成为帝国基础教育和选拔人才的依据渐渐深入人心,并且影响后世。以至于2000多年后的今天,“忠孝不能两全”先忠后孝的理念仍然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之一。

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几句“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”“国难当前,匹夫有责”……之类的话。

宋、明、清……忠君爱国的理念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之久,没有人会质疑它的真伪,是古代先贤们坚信不疑的信条。

可是这一信条在东汉末年,魏晋时期出现了断层,人们对它产生了质疑。也正是存了这份质疑,当时的人热衷于讨论“君父先后”这个问题。

那么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疑问?这个伦理问题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道德隐喻呢?

追根溯源,其实当时的知识分子阶级对皇权的诚信、可靠度心存疑虑。换言之,皇帝究竟值不值得士人尽心竭力,抛头颅洒热血,倾家荡产的去辅佐?

知识分子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质疑,与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有关。

党锢之祸过程复杂,在这里不做具体赘述,简而言之就是东汉时期宦官得势经常手握大权。这些没有系统学习过管理学的阉人,整人是把好手,施政技巧拙劣,所以经常有心或者无意搞出些天怒人怨的事。

知识分子阶级本来就鄙视他们出身卑微,身有残疾,发现他们肚子里没有墨水全是坏水之后,更是勉力排斥,力图消去宦官手里的权柄。

然而宦官有皇帝做靠山,士人奈何不得他们。士人朝堂上对付不了宦官,只好曲线救国,满世界吐槽力求用社会舆论淹死宦官,也就是清议。

他们希望皇帝能够不按照儒家思想治国,抛弃宦官和士大夫共治天下。

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,希望国泰民安,社会稳定有序。可是皇帝是什么人?自秦始皇以来,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,在皇帝眼里自他以下全都是奴隶。

士人苦口婆心的劝谏,经宦官一番挑拨传到皇帝耳中,有了逼宫的意味,极大的挑战了他的威严。

这样说来,士人结党挑战的不仅仅是宦官,更囊括了皇帝。

皇帝若是按士人的话照做,皇威何在?

于是皇帝处分了带头闹事的士大夫,禁止他们做官,不许他们离开原籍,这就是所谓的党锢。

士人没有将心比心,理解皇帝的心思,觉得皇帝站到阉人一边心寒不已。

整个阶层的三观发生动摇,基于儒家思想构建的道德理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,儒家意识形态土崩瓦解。

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,东汉末年玄学、清谈这些东西开始兴起。

士人们再不像过去那样,走路不紧不慢,着装端端正正,坐有坐相站有站相,开始放浪形骸,嗑药寻欢、嗜酒如命……恶习频出。

魏晋南北朝,甚至还包括后来的隋代,士族往往先父后君,更多的专注于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,国人普遍缺少忠君爱国的信念,所以总览两晋没出过几位忠臣。

五胡乱华时面对的是一盘散沙,庞大的帝国没受多少“磕绊”就支离破碎。

这一情形直到宋代,华夏文明历经磨难,儒家思想再一次得到升华(狭隘),才有所改观。

君权神圣性再次得到认可,忠君爱国的思想重新成为共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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